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

2014-07-22 16:57:07来源：搜狐历史

       第1页 :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

　　19世纪意大利独立运动政治家阿塞利奥曾大声疾呼：“我们创造了意大利，现在我们必须创造意大利人！”这一思想对近代日本人影响颇大。日本著名史学家信夫清三郎在其所著四卷《日本近代政治史》中指出，明治维新的意识形态课题可以分为二：（1）创立新“日本”，（2）形成新“日本人”。前者是民族革命的课题，即建立与万国对峙的中央集权“国家”；后者是资本主义革命的课题，即为了动员人民的创造性和以全体意见支持国家，从而实行意识改革以形成新的“国民意识”。

　　明治政府通过版籍奉还和五条誓文，实现天皇亲政，完成了日本国家政治的权威性和合法性；通过废藩置县，实现国家的统一，奠定，与万国对峙之基础；通过设立公议制度，扩大国家统治基础的规模，奠定了国家政治的制度化基础。 而这一切，让日本走上了近代国民国家化的道路。在这些变化之中，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日本明治维新后实行立宪政治（日本最早的宪法诞生于1889年）。缔造了一个民，国会，承认人民的参政权和决定国家预算时的发言权。议会的开设，容纳社会各主要阶层参与政府，这就使得国家权力由少数人垄断开始向由社会主要阶级掌握的方向发展。

　　相比之下，清朝百姓还处于中世纪的臣民国家中，甲午战争前清朝根本没有进行过全面的国民意识启蒙。洋务运动时期的改良思想家，有的提出要实行政治改革，努力使“民志和、民气强”，但整个思想界对国民问题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官绅军民的国民意识还没有萌生，民族国家的概念还没有提出，近代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还没有兴起，仍然处于典型的传统社会状态，“中国人没有独立的国家认同感和忠诚感”，“中国人把最高的忠诚感给予了文化而非国家”。

　　他们没有独立地位和自主权利，只有纳税、供养官家的义务，只能服从和效忠于君主和朝廷。他们总是牺牲者、被压迫者、被剥夺者。因此，臣民对国家必然是疏远、冷漠的心态。历来的朝代更迭，于己而言，只有主子残暴与贤明的区别，臣民的身份是不变的。王朝的兴衰沉浮，只是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与自己的生存状态没有多大联系。他们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国家，只会消极服从，不会积极参与。甲午战争的背后是走向近代化国民国家的日本与停留在中世纪臣民国家的清朝之间的决斗。当近代列强并起，中国需要以民族国家的整体力量应对列强的侵略时，这种国民意识的薄弱，就成了一个严重短板。正是国民意识的薄弱，使甲午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对战争漠然视之，使这场战争变成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

　    战争的前夜，日本国内处于经济萧条的恐慌之中，民众疾苦的生活正在动摇新兴国家的根基。报刊文章中经常使用“最黑暗的东京”、“贫天、地饥、寒窟”的词汇描述劳动阶级的生活实态，指责明治维新新型资本主义国度，正处在深刻的阶级矛盾之中。国家支持的商品海外出口战略，酷刻压低劳动者赁金，取得低成本产品，而廉价商品的出口，又不断冲击邻国市场，政府实行的政策加速了国内外经济和政治矛盾。1890年，自然灾害导致米价暴涨，引发“北陆米粮暴动”事件。战争中，日本最底层的民众并不关心也不清楚政府必须开战的理由，民众最关心的仍旧是自己的生计。

　　日本下层民众最初对战争毫无兴趣，甚或不清楚朝鲜国是在东面还是西方。但是纯朴民众在政府爱国主义的鼓噪下，即便生活贫困也还是从口中省出十个八个梅干钱捐献给前线的士兵。当血气方刚的青年士兵战死沙场时，民众指责政府把宝贵的金钱视为埃芥；当隆重欢送出征的士兵因伤病返回家乡时，激昂的村民指责他们是不该回来的胆小鬼；当日军连战连胜的报道掀起狂热时，民众关心的是战争胜利后可以获得多少敌国的土地和赔偿金。这种情形代表了日清战争中日本下层民众的一般心态。

　　而那时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甚至优于日本民众。侵入满州的日本军人日记里有这样的描述，越过仅一江之隔的鸭绿江到达满洲境内，这里的房屋宽大食粮充裕，与对面的朝鲜如天上地下一般。清国民家的暖房设备“炕”非常舒适，便所却肮脏不洁。自家的便溺流入街道与冰雪交融令人窒息，所到之处惟恐如厕。清国男人的辫子形如黑蛇缠首，女子则以缠足为美事，脚足甚小步行模样艰难，男女吸食鸦片者形如枯槁。同一时代的大清国，民众裹小脚、吸鸦片，这些奢侈风俗盛行都反映清国人相对富有的一面。而这些丑行在日本却不存在，吸鸦片会受到严厉制裁。是清国人把吸鸦片的丑行带到了日本，引起了处罚和杀伤事件。比较这些清日两国的经济背景和民俗民风，就可以知道清国是比较富裕的国度，而日本还是处于相对贫困的阶段。愚化的草民和非愚化的国民，在获取所求的态度和思维上是有差异的。从生物本能的角度来看，草民和国民都有共同的欲求特征。但是在国家概念下的欲求思维和小家概念下的欲求思维，前者代表了先进性，是一种进步文明的体现。清日战争可以说是日本的国家和清国的皇家的战争，被愚化的草民小家，如一盘散沙无法凝聚，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战上，都无法战胜拥有国民概念的大家集合体。

　　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有没有权利，二是有没有财富。在明治维新的同时，日本还搞了“自由民权”运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大久保利通说：“国家强大源于民众的富足。”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务运动相反的路，鼓励民间资本。而清朝腐朽的制度不仅阻碍了民族发展，为敌国入侵提供可能性，并在关键时刻出卖民族利益。甲午战败后赔了那么多钱，可战前买军舰，竟一分也掏不出来。有了国民，就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一些热血青年，来到中国从事谍报工作，几乎走遍大江南北，进行艰苦卓绝的实地调查，根据他们的情报编纂而成的《清国通商综览》，出版后居然有2300多页之巨，比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更深地吃透了中国国情，至今仍是重要的研究文献。他们当然是中华的敌人，但这样的敌人，在值得我们痛恨之外，难道不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吗？

　   明治维新，日本引入了国民的理念，这是国家的人民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个重大跃进。国家给了人民“国民”的地位，国民将自身与国家纽带在一起，这样的国家和人民才是强大的。甲午战争时期，日本的近代国民意识已基本形成。早在明治初年，日本思想家们就开始提出“国民”问题，积极提倡“国民政治”，要求“对外实现国民独立，对内实现国民统一”。1879年，植木枝盛在所著《民权自由论》中说：“日本的农民们，日本的商人们，日本的工匠们，其他士族们，医生、船夫、脚夫、猎手、卖糖小贩们，乳母们，新平民（未解放部落民）们，大家联合起来！”当日本决定发动对朝对华战争后，原本存在很大矛盾的日本政府与议会之间，迅速消除了政治上的对立，在战争问题上进行密切合作。在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劝导下，许多豪商大族表示“不参军也要尽国民之责”，纷纷捐筹巨款。日本多数民众也在“伸张国权”思想鼓动下，被导向支持战争、参与战争，实现了“国民舆论的一致”。

　　然而历史传承的私有利己主义意识，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转变。“人民”的概念走向“国民”的理念，需要一个逐渐的改造和适应过程。明治维新的国度，正处在贫困的发展阶段，“人民”即使成为“国民”，也只是一种名称上的初级国民意识。在那个时代，国家对国民的寄托就是一呼而应，没有给予普通国民更高的政治寄托和意识形态的根本转变。所以普通民众的国家观比较知识分子，存在较大的差距。和平时期民众抵制兵役，逃避兵役可以认为是一种正常的，小农经济利己主义的个体表现。但是战争开始，国民遵守了国家赋予的使命，做到了响应国家号召一呼而应，逃避兵役则被公认为可耻的事情。娼妓作为国民的一员在国内掀起了为战争捐献的热潮，一些娼妓将多年积攒的储蓄自愿献给国家支援战争。在远征军集结的地方，云集了来自日本，自愿为士兵提供服务的娼妓。”这是令人震撼的事实，日本的娼妓作为国民的一员，她们甘愿将她们的皮肉钱拿出捐献给国家，这样的奉献若不是国民意识深入骨髓，那是做不出来的。

　　清王朝为了防止汉民族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两个半世纪以来一直对汉族人实行着愚民政策。近代以来，衰退的泱泱大清国，到处充斥着吸大烟、裹小脚、无所事事、丑陋奇怪的人群，被西方文明视之为未开化的野蛮之国。大清国是皇家的私有财产，朝廷只需百姓缴纳国税，无需民众对“国家”有政治责任。愚民政策下的民众，在酷吏压榨下逆来顺受，民众不懂也不关心国家的命运。当国家受到外来侵略时，偌大的国家没有支援战争的民众组织力量。代表清国新一代青年的天津水师学堂的学生表示，对抵抗日本既没有信心，也无兴趣。清国朝堂上高谈阔论与日本开战时，看不到民间组织参与、支援国家战争的迹象。战争似乎与民众群体毫无干系，人们仍旧继续他们往日的生计。高傲的清国人历史以来蔑视近邻的倭邦小国，自信可以打赢这场战争。西方人用惊异的目光鄙视精神麻木的东方人，那是一群病入膏肓、灵魂需要拯救的痴人。

　　在清国和朝鲜，大部分民众都对战争态度漠然，即使像天津水师学堂这样的“国家军事院校”中的学生，也同样对战争毫无兴趣。穷苦的百姓在贫困饥寒之中都想争得一份报酬优厚的临时工作。在百姓看来，这些外来入侵者，不像那些盘剥搜刮他们的清国官吏那样凶神恶煞，所劳所得一切都来得合情合理。在日军临时行政厅管理下，战地民众的生计很快恢复平静。劳工市场、交易集市又出现往日热闹叫卖的场面，人群中有商人、小贩、平民、衣衫褴褛的乞丐，以及采购军需的日本军人和管理市场治安的宪兵。更为惊奇的是，在集市摊位上还有日本民间商贩的叫卖，那些东洋玩意颇受清国百姓喜欢。在皇家、朝廷、官吏、文化人眼中的一场暴力战争，在这片土地上却显得自然祥和，这是数百年清王朝愚民政策统治的结果。历史没有理由责备仅仅为了生存的民众，在那些贫民之中，或许有我们先祖求生留下的足迹。中国甲午战败后，朝鲜的一份报纸《皇城新闻》这样描写它曾经的宗主国：“所有人都全无爱国心，公卿士大夫无是心，将帅兵卒无是心，刺史道台无是心，士农工商亦无是心。”

　   日本文化的综合性和杂交性，令日本知识分子没有中国士大夫那种优越感，所以在承认差距、改变自身方面，他们相当的痛快和彻底。几乎在西方文明传入的同时，他们就认为日本不但在有形的技术工艺方面，而且在国家制度、人民的独立自主精神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距。这种认识，推动了日本引入更彻底的君主立宪制，实现更为根本的改革。

　　而类似的“变脸”功夫却在中国罕见。即使早在1840年就开始遭受“夷狄”的侵凌，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士大夫）却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前，甚至都没能形成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魏源“睁眼看世界”的《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在日本比在中国更受欢迎。吉田松阴曾手抄《海国图志》，奉为至宝，而其师佐久间象山更是直称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而在中国，《海国图志》却迅速地绝版了。

　　在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海国图志》这种书显然是多余的，中国的落后，无非是在“船坚炮利”等物质文明方面，而政治制度实在是太优越了，“政教礼仪超乎万国之上”。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器物层面的 “原始四化”（“四个现代化”，唐德刚语），更本质的“政治现代化”却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被刻意忽略了。中国的执政者和知识分子们，并不认为自己也需要“变脸”。号称同文同种的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就这样开始了悄悄地分道扬镳。

　　在西方压迫下率先觉醒的日本知识分子，将民族救亡作为首要目标，兵学因此成为显学。他们面前既没有金榜提名的胡萝卜，后面也没有莫谈国事的大棒子，加上明治维新前后大量武士转变为知识分子，日本知识分子群体便具有了浓烈的阳刚气息。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出了不少“儒将”，不仅能打仗、打胜仗，而且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汉诗，写起中文告示来也能把自己堂皇地包装为仁义之师，忽悠水准丝毫不亚于中国的刀笔吏。

　　与中国同道的“妇女态”不同，日本知识分子的“尚武”精神，不仅体现在战场上，也体现在内政上。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知识分子开始享有很高的自由度，政党政治开始建立，言论自由得到基本保障，报刊空前繁荣，他们可以自由地批判政府，思想交锋更是盛极一时，既有呼吁征服支那的国家主义呐喊，也有重视民生的平民主义的呼唤，著名思想家德富苏峰就曾说:“没有‘居住与茅屋之中’的劳动人民的幸福，则‘绚烂之军备、辽阔之殖民地与强大之帝国’均无任何价值”（《将来之日本》）。

　　备受推崇的英国近代史大师霍布斯鲍姆曾说，国家是以人民之名来行使治权，“在这个定义下，民族乃是全体公民的集称，他们拥有的权利使他们与国家利害相关，因此，公民才会真心觉得国家是‘我们自己’的。”回首120年前的甲午，从严复关于“主人之国”与“奴隶之国”的区分认知，到康有为试图借“主人”之手解放“奴隶之国”，再到孙中山在甲午前后对于国家民族概念的自我纠正，更觉得严复当年的感叹不无深意：“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 甲午战争爆发时，清国仍旧是一个封建宗法制下的君臣天下，并不是一个近代化意义上的“国家”，民众更是无“国民”的意识。清国对日本的崛起浑然不知，面对欧美西洋，倡导“师夷长技”；面对日本的锐意进取，则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宗主”心态故步自封。所以，甲午开战之前，清国败局已定。

　　本文综合宗泽亚《日清战争》、雪珥《绝版甲午》、《同舟共进》、《法治周末》、《先锋国家历史》、《东方早报》、《文汇报》、《参考消息》网、滁州学院网等相关内容。

                                                                                                                                     (责任编辑：宋华成)

       【点评】转这个帖子源于深刻的共鸣！“有些”中国人！不要再说“我爱国可以，但我不爱政府！”这样的行尸走肉一般的劣等话！中国人需要补上“国民意识”这一课。政府当然亦在补课之列！否则，中国就不要奢谈啥“中国梦”！！！

家-国-天下，爱国是一种感情，不是一种主义

你的认知不能说全部正确！因为我们还得认知到，没有感情的主义是空乏的主义，它无法令人共鸣。但，没有主义的感情呢？它会叫人低劣和迷失，使得人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故而，没有感情的主义是空乏的主义，没有主义的感情是低劣的感情！
今天的所有血管里流淌着华夏血液的中国人尤其不要迷茫，“中国人”是个什么概念！纪念那些先烈，无论是当年的共军还是国军将士，他们甚至不会说“感情！啊，”主义“啊这些时髦字眼儿和词汇，但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把自己的生命就那样交给了国家和民族，他们从四川穿着草鞋到华北抗日！他们从北平背着炒面干粮袋到缅北作战！他们除了把生命也付出了他们又得到了什么？！所以，“感情换主义”不能说全不对，但它肯定不全对！

[ 本帖最后由 爱过这捣蛋 于 2014-7-26 11:55 编辑 ]

不知道为毛，我总觉得如今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只知道有国家不知道有国民。。。耸肩。。3楼你慷慨激昂的样子很有赵本山卖拐的风范——不过是被忽悠瘸了的那种，笑。当年的共军与国军，有多少是为了当兵吃粮，甚至强征入伍？他们不过是先为了自己的生存，其次才是别的比如国家民族什么的，3楼的小哥你文青病犯了。

说中国没有国家概念的，都是属于没有常识。家国天下，自古以来。。嗯，古人的屁股很端正，家国天下，即使我们没有契约精神，也有蓝田乡约，虽然这是宋朝的，不过却是从刘邦与乡老约定开始。
古人说了，先有家，再有国。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在古代，国家是皇帝的，所以君王死社稷，升斗小民只是百姓。如今，国家是代表的，天见可怜，除了小学生选班长，你见过一张选票么？你知道那是啥样么？这都是代表们干的事儿！
国家国家，如果先有国再有家，那么国是谁的国？家都没了，还要国干嘛？保家卫国，可不是保国卫家。。分清楚重点好么？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这是初中政治教育的，爱国是权利，非义务，亲。
我是中国人，此中国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非中华民国，仅仅是只汉族所统辖的地域。而政府么。。嘛。。大家都懂的。所以咱爱中国，因为这是生养我的土地，灵魂的皈依。但是不爱这个政府，因为我并非国民。仅仅做一个遵章守纪老百姓，尽义务而已。。国民？不好意思，被代表的咱表示高攀不起。

说什么话的人都有，并且都在各自的见识与用意里表达。我是我！你是你！既不都是我！也不都是你！否则又要发生战争啦

[ 本帖最后由 爱过这捣蛋 于 2014-7-26 22:35 编辑 ]

感觉点评似乎与这文章关系不大啊，过去辫子愚民，的确我大清这玩意不受草民的待见，但是现下喊爱国不爱dang的可不是因为什么国民意识啊，这简直是偷换概念。先不说本朝作为后清的继承，本来就对汉人不友好，凭神马要我们爱满遗的国！就说现今政府公信力之差，连饭都不能让国民吃到安全的，距离中原大地历来的造反标准吃不上饭只差一步，这时候说神马国民意识，虽然今时民众不再是听不懂了，但是。。你以为谁会在乎？

这类文章的作用充其量也就是激起点共鸣，漂亮话谁都会说，文笔好的人到处都是，有办法有魄力的人呢？有几个？这里连个办法都没提出来，我真没看出有什么作用。

现在的教育模式是一个以分数为重的应试式教育，其本质就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直接导致部分人进入社会后为求利益不择手段，而大部分人则选择明哲保身、各家自扫门前雪。如此国家何来凝聚力？要改变这种情况需要从教育改革开始，用一到两代人的时间。当然也有更快更直接的方法，就是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以外力把国家糅合起来。